辽朝与金朝是中国历史上两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强大政权，分别由契丹族和女真族统治。辽朝（907年-1125年）与金朝（1115年-1234年）与中原王朝，尤其是宋朝，曾有过长期的对立和纷争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这两个曾在中国北方称霸的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未被列入正史。这一现象不仅引发了后人对历史书写正统观的讨论，也揭示了历史书写中的复杂与文化博弈。

我们需要明确何为“正史”。在中国古代，正史一般指由官方主持编撰、记录历代帝王及其治世的大型历史著作。自《史记》始，历代王朝均设有专门史官，记录政事、典章、风俗等，并在王朝终结后汇编成册，作为一朝的权威历史资料。著名的“二十四史”即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力最大、权威性最高的正史典籍。这个被奉为历史正统的体系，却没有容纳辽、金两朝，这背后究竟有何深层原因？

辽金不列正史的首要原因在于中原王朝的排斥。作为宋朝的强大对手，辽金的存在对宋王朝来说始终是一种威胁与挑战。辽朝的建立，直接影响了五代十国的局势，而金朝的崛起更是导致了北宋的灭亡。，出于利益和维护自身正统性的考虑，宋朝及其后继者往往倾向于贬低、忽视这些北方政权的历史地位，甚至在史书中刻意弱化他们的成就与影响。北方政权的胜利，不仅是军事上的，也是文化和上的成功，而对于中原统治者而言，承认这一点无疑是对自身权威的削弱。，他们在历史编撰中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情绪，辽金最终被排除在正史之外。

辽金政权的文化背景与中原王朝截然不同，这也使其不易被纳入正史编纂的体系之中。辽朝的统治者契丹族以及金朝的统治者女真族，虽在统治过程中逐步汉化，但其政权建立之初，仍然保留了大量本民族的制度、习俗和文化。这些文化因素与中原儒家思想体系的差异，使得以儒学为基础的史学家们对辽金政权产生了排斥和鄙夷。辽朝的“双重制度”政策，即汉人和契丹人实行不同的法律体系，以及金朝在初期对于汉文化的有限接纳，使得这些政权始终被视为“异族”的统治，而非“正统”的中原王朝。

在儒家思想的历史观下，正统与非正统的划分不仅取决于政权的军事强弱，更取决于其是否符合儒家价值观。对于中原王朝的史学家而言，辽金的制度、文化和习俗与儒家经典背道而驰，甚至有时被视为“野蛮”。这种文化上的排斥，使得史官们在编撰正史时，将辽金政权的历史边缘化，认为其不值得列入正史的体系。

从文化与层面分析辽金不列正史的原因，虽然解释了部分问题，但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历史原因。明清时期，编撰正史的主导者们更加强化了这种“中心化”的史观。在明代修订《宋史》时，明朝统治者的儒学正统观进一步固化，他们更加重视儒家道统与中国文化的延续性。在这样的历史框架下，北方政权，包括辽、金，甚至元朝，都是被认为不完全符合中原文化主流的“异类”。，辽金被排斥在正史之外，反映了汉文化中心主义的一种巩固。

辽金虽未被纳入正史，但后人对其历史的关注从未减少。特别是清朝建立后，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满族统治者反而对辽金有了新的认知与重视。清朝统治者在修撰《辽史》、《金史》时，对辽金历史给予了更多正面的评价，并以此为依据，强调少数民族政权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。事实上，《辽史》和《金史》虽不属于“二十四史”之一，但它们在清代被重新编纂，并在史学界取得了一定的权威性。这表明，随着历史的推进，对辽金历史的态度也在逐渐发生变化。

辽金政权尽管未被列入正史，却在整个中华文化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。例如，辽朝开创的“契丹文字”和金朝推行的“女真文字”，在当时的北方地区都发挥了重要的文化作用。辽金时期的军事制度、体制与文化发展也对后来的元、清两朝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。，尽管辽金被正史排斥，但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看，它们的存在不容忽视。

        来看，辽金不列正史，既是中原政权的排斥，也是儒家文化体系下的文化排斥。两者共同作用，使得辽金政权在历史编撰中被边缘化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对辽金历史的研究和认知逐步深化，后人开始重新审视这些曾经主宰一方的强大政权，并认识到它们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。辽金的历史，虽然被“正史”排斥，但它们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，仍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篇章。